「海角七號」熱背後的台日情結（下）

導演魏德聖想講的是一場現代人的愛情故事，但運用了對稱結構和對比的手法，把台日的歷史糾結和情懷烘托出來。

首先，在開場戲亮相的女主角友子（田中千繪飾演）擔任模特兒外景隊的翻譯，她是日本人，懂得說中文，一開始觀眾看到她領隊的中型巴士來到恆春古城，司機見城門太低，不肯過去，她卻用他的不標準中文喊著「過得去、過得去！」

這場一分鐘的城門戲，卻巧妙地烘托出台日歷史的情結，表面上看起來是日本領隊和台灣司機不同的主觀判斷，但穿過的恆春古城，百年前卻上演過一場原住民和日軍血戰的「牡丹社之役」，當時日本人覬覦台灣的野心呼之欲出，清廷才心生警惕下令築城，開頭的恆春場景，其實是有抗拒日本入侵的歷史背景。

然而，實際的切入點在1945年，之前台灣因馬關條約被日本殖民50年，日本人後來因戰敗投降，政權回歸漢人，但台日之間的關係依舊往來密切，電影藉由老中青三代歷經的感情，延伸出台日的愛恨故事沒有因時空改變而斷裂。

成為故事主要連結的關鍵人物都是叫友子的女孩，1945年的小島友子（梁文音飾演）是台灣人，他和日本老師（中孝介飾演）的戀情，因為男方返國臨陣脫逃，而留下了一世的遺憾。2008年的友子則是日本人，他和台灣郎的戀情，從模糊不明到面臨去留的掙扎。

 
導演刻意讓這分屬兩代的中、日青春女孩都叫友子，為了燃燒愛情都願意離鄉遠赴異地，但面對的異地男人都為著不確定的未來曾經膽怯，上一世代的戀情，藉由七封情書，訴說了一生的遺憾；觀眾則在兩道敘事主軸間注視這個年輕不羈的台灣郎是否能夠突破故事架構下的時空缺憾、文化鴻溝和歷史傷口，圓一場愛情夢。

在安排這場關鍵的場景調度上，細心的觀眾不難察覺一場導演刻意安排的交錯畫面：阿嘉趕在演唱會開始前，急急忙忙地飛車前往海角村，把信交到日據時代名喚友子的收信人手中，中孝介飾演的日本老師則拎著沈重的行李，帽子低垂，離開海角村，沒有向愛人留下一句解釋，只把所有的相片留給友子的母親，自己則偷藏了一張友子青春的容顏，一輩子秘密珍藏，卻也沒想到60年後竟成為彌補一世缺憾最美麗的扉頁。

畫面上同樣一條路，60年前曾經帶著遺憾離去，60年後由另一年輕男子因著相同的思緒，因緣際會、試圖圓滿，不同時空，有了不同的對比，觀眾成了最清楚的愛情見證者。

已成為老阿嬤的友子在展信同時，畫面再度還原60年前的碼頭離別場景，情人近在眼前，卻看不見彼此，男子的情怯，女孩似乎心有所感，卻只有無語呆望船駛離。

歷史的複雜難解，用男女愛情表達，也用音樂詮釋，尤其是片尾的那首經典民謠「野玫瑰」，成了「大和解」的一把鑰匙。該首曲子由舒伯特根據德國文豪歌德詩作譜寫而成，世界各地都有不同的語言版本，「海角七號」裡則是先聽到茂伯拿起月琴彈「野玫瑰」，台下一陣鼓譟，其他團員受到激勵回到舞台，最後讓阿嘉以即興的方式唱出，不料場邊的演唱會主角中孝介（飾演自己）也是「野玫瑰」迷，跟著跳出來用日語唱和，原本只是擔任暖場的配角「雜牌」樂團，竟在舒伯特「野玫瑰」的召喚下，和日本藝人有了天作之合。

片尾的大合唱是該片幾場動人戲之一，音樂的感染力完成了歷史的缺憾情仇。不談片中諸多商業、娛樂因素的推波助瀾，該片不強迫觀眾去消化嚴肅的歷史篇章，以熱鬧、詼諧、不落俗套的方式說好一個故事。這個故事感染了台灣社會，台灣這幾年或許很「悶」：上一代的過去有悲情，這一代的中年人有包袱，下一代年輕人不敢想未來，這部片卻在「天時、地利」下還原了本土生命力，激勵了台灣人的原本善性，當然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捧這部片了。

「海角七號」熱背後的台日情結（上）

如果你從台灣來，沒看過或沒聽聞「海角七號」，那麼你的生活也未免太「超現實」了。
 
「海角七號」是一部台灣本土製造的標準國片，新導演、新演員，聽了叫投資片商怕怕，卻在今年成為台灣最爆紅的電影，也成了繼阿扁洗錢大案後台灣人集體的時代記憶。海外也不例外，不知道多少人早已透過網路科技和盜版管道搶先看了這部片子。
 
「海角七號」實際上是一部易消化，商業元素齊備的「好看」電影，拜媒體、網路的口耳相傳，目前為止在台灣的整體票房已經超過5億（還真的有機會追上阿扁的「海角7億」），躍上了台灣影史賣座第二美名。儘管台灣金馬獎頒給了它包括「台灣最佳影片」等六項獎座，但這不表示它是部藝術底蘊相對襯的經典片，在技術、影像手法、內涵呈現都需要再精進琢磨，但也無妨進一步探究該片企圖表現的歷史意涵，和導演企圖挖掘的台日情結與身份認同，也無礙該片對台灣電影產業發揮到振衰起弊的作用。
 
表面上它是一部情感澎湃、原創音樂豐富煽情、敘事結構龐大的音樂電影，年輕人看了心底會煽火，老一輩看了心底會感悟，但其中的角色設定卻讓人省思台灣現代社會迸發的矛盾現象以及重新思考台灣人的定義。
 
故事從阿嘉的一句「我x你媽的台北」開始，他像個憤怒青年在街頭砸毀自己的電吉他，騎上破舊的摩托車，照後鏡的台北總統府（昔日日本總督府）越來越遠，最後來到他的家鄉恆春，儘管臉上寫滿了憤慨、一身的頹廢，但也只得從新開始，作個代班郵差，摩托車改裝成綠色的送信車。
 
片中的台灣人有好幾個面向：男主角阿嘉（范逸臣飾演）、原住民交通警察勞馬（民雄飾演）、賣小米酒的客家籍業務員馬拉桑（馬念先飾演）、本省籍機車黑手水蛙（小應飾演）、福佬人的鎮民代表洪國榮（馬如龍飾演）、外省籍飯店經理（張魁飾演）、經歷過日本殖民時代的70歲老郵差茂伯（林宗仁飾演）、明明懂日語卻故意裝不懂或不屑的飯店中年女侍應（林曉培飾演）、日本投降時還差一點和日本教師私奔到日本的外婆「友子」。
 
很弔詭的，全片的關鍵人物卻落在一個日本年輕女孩友子上（女主角田中千繪），她到台灣讀書、打工、通曉國、日語，和南台灣形形色色的在地人周旋，到處碰壁、每天數不清的沮喪，卻和一個懂台語、說國語的台灣人阿嘉碰上，從彼此看不順眼、挑釁、衝突到心生憐憫、互相愛慕，引伸並對照60年前日本戰敗投降時，一對台日戀人因時代動盪無法成全的愛情故事。
 
阿嘉雖然是新台灣人，沒有台日歷史糾結的包袱，但導演的雙線敘事結構，設定了這位對抗命運的主角也踩在歷史情結的痕跡裡。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