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滅與再生：台灣當代獨立製片發展初探

台灣電影從八０年代新浪潮、歷經九０年代後新浪潮、新新浪潮等理論家們 族繁不及備載的分析與定義，看似繁花似錦：大師如侯孝賢、楊德昌、李安、蔡明亮在國際影展揚名，得獎捷報從金棕櫚到小金人。然而，二十年的歷程，對獨立製片甚至整個產業來說，卻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每下愈況”，台灣電影工業不僅是外界戲稱的“手工業”，而且還是“瀕危”的手工業。

台灣電影已死？！

從九０年代到二十一世紀，電影界不知喊了多少次“台灣電影已死！”。從最實際的產量數字來分析：八０年代，台灣電影業年產量曾經高達三百多部，後隨著錄影帶興起，中美經貿談判放寬外片戲院映演以及外片進口拷貝，有線電視的開放，加入WTO電影進口限額完全洞開，台灣電影產業便宣告急速銳減，從1995年以降，隨著港片人才外移好萊塢，經濟大環境不景氣，包括台灣在內的華語片市場整體萎縮，產量及上映片量逐年遞減，到2001年更是江河日下，全年華語片放映量只剩下56部，台灣出品的電影僅有十部上下，創下十年來新低點，產業全面崩跌，已成定局。
這段期間，不是沒有人拍電影，國際影展上台灣導演照例迭有斬獲，只是影展路線養叼了台灣導演”藝術規格”的創作走向，逐漸遠離大眾口味，加上台灣本土電影產製人才的斷層，長期缺乏電影教育的養成，使得觀影人口一再地流失。扶持台灣電影發展的重要政策基金”電影輔導金”，因為電影業內”藝術”與”商業”的門戶歧見與利益之爭，十幾年下來雖然贏了面子（不少在國際得獎的佳作都是靠輔導金得以拍成），卻失了裡子（台灣電影產業全面崩毀），輔導金”越輔越倒”，成了產官兩造又愛又恨，尾大不掉的創痛。
就像文藝復興之前的黑暗時期，歷經幾乎槁木死灰的2001年，而後幾年的低迷，台灣電影從官方（中影）到民間小工作室，幾乎已經全數進入獨立製片的產製模式。儘管幾個國際大導演如李安、侯孝賢、蔡明亮、陳國富仍可以延續過去新電影運動時期的影展路線，延攬外國資金合作拍片，甚至大導演如李安已經安穩站上美國主流影壇，但是台灣本土中生代到新生代導演莫不透過電視頻道（公視九年以來持續投資紀錄片）、新興數位媒體，以更低成本的方式拍片，並自尋市場定位與分眾，以拼博的精神尋求出路。

生命總會自尋生路

2004年似乎是台灣電影轉圜的契機年。幾部新銳導演的初試啼聲之作，卻意外地打響了票房和名號：一部不拿政府輔導金的＜十七歲的天空＞，從製片、導演到編劇都是新人的情況下，卻意外打進年輕族群，創下100%票房回收率的佳績，成為當年國片投資報酬率最高的低成本製作。之後又有周美玲的＜豔光四射歌舞團＞，王小棣的＜擁抱大白熊＞等為市場注入一劑強心針。該年的華語片整體產量也首次回升到55部，台灣電影佔23部。隔年收穫更上一層，台產片上升到40部，包括話題炒熱賣座（總票房一千萬）蔡明亮的＜天邊一朵雲＞，侯孝賢＜最好的時光＞，新導演部分包括陳正道的＜宅變＞，劉德華出資「亞洲新星導」計畫網羅的女導演李芸嬋的＜人魚朵朵＞，拍街頭運動紀錄片起家，轉戰劇情片的導演鄭文堂＜深海＞。2006年最受矚目的莫過於行銷策略主導影片的同志類型電影＜盛夏光年＞，被國際影評人東尼萊恩譽為「2006最值得一看的新銳電影」＜一年之初＞等。

紀錄片的豐收年

在台灣電影復甦的現象中，堪稱成果豐碩的要算是耕耘多年的紀錄片市場，紀錄片的歷史演變，從戒嚴前的政令宣導、戒嚴後草根性的街頭運動紀實、到九０年代公視長期注入資金，培養紀錄片新秀，直到最近這幾年陸續開花結果，過去四年以來得到金馬獎的紀錄片，有四部得到公視支持，包括＜養生主＞、＜山有多高＞、＜春天許金玉的故事＞、＜跳舞時代＞等，不僅強調多元創作和獨立觀點，也為本土紀錄片提供了一個新的舞台。
2004年資深紀錄片工作者吳乙峰記錄南投921大地震的＜生命＞，在台灣掀起一股波濤，透過網路社群的力量，造成口耳相傳，接著這部紀錄片破天荒在院線片上映，並且以黑馬之姿躍為當年的國片票房冠軍，成為台灣影史上少見的現象。2005年，也是公視製作，莊益增，顏蘭權合導，以台南老稻農為故事主人翁的＜無米樂＞，工作人員用三十個月的時間，和農民一塊生活，以樸實無華的攝影角度描述台灣農民對腳下土地真摯深厚的感情，並透過他們長達五、六十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來關照當今WTO對台灣農業的強大打擊。另一部小兵立大功的紀錄片＜翻滾吧！男孩＞，則以幽默、輕鬆的影像觀察和暢快的節奏，記錄一位曾經輝煌過的體操教練，回到他家鄉宜蘭縣帶領一群不到八歲的小男孩苦練體操，最後拿到全國小學體操冠軍的故事，片中透過教練和導演之間從小到大的心路歷程，對比台灣體育教育養成環境的省思。

讓電影面對市場

從電影的量變和質變來觀察，2004年以來出爐的台灣電影，有著類型、風格以及市場上的轉變，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新銳導演，或者從短片出發，或者拍廣告片、MV起家，和上一代電影新浪潮相比，他們或許更早的年紀就拿起攝影機，更沒有所謂電影圈傳統師徒制的包袱，他們關注的角度或許更靠近觀眾，更貼近市場，在鏡頭運用和行銷創意的表現上，也更大膽而直接。他們不僅有憨膽勇闖沒落的台灣影壇，幾個年輕人像鄭有傑、林書宇、林育賢也彼此支援各自的作品。究竟能不能像當年的台灣新浪潮，創造出另一波的新電影運動？或許還言之過早，不過近幾年來枯木逢春，雨後春筍的現象，倒是直得鼓勵和期待的。